（本文作者宋向前去杠杆股票，加华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一、经济繁荣的幻象与风险快速累积

茨威格在其著作《昨日的世界》中曾说：“历史的每一次巨变，都是从微不可察的细节开始，而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浪涛中的泡沫，随波逐流。”

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属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性质的历史转折关头。全球经济表面上仍然维持着某种“繁荣”的景象，大家乐在其中。然而，这种非理性繁荣如同沙丘上的幻影，浮华之下埋藏着深不见底的危机。

美股“七姐妹”科技巨头的市值狂飙，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一度占据美股市场总市值28%的市场份额，资本市场在数据与科技叙事的推波助澜下走向空前狂热。但这一切，本质上是货币宽松的余波，是全球资本对科技领域的“提前消费”。高估值、高杠杆、高负债的恶性循环，让整个高科技行业进入泡沫化阶段，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收紧，无疑是对这场资本盛宴的最后一击。

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权益类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地方债务不断攀升，房地产市场去杠杆化带来的信用紧缩，使得金融市场承受巨大压力。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全球化的红利并未惠及所有人，财富的积累更多停留在资本端，而非劳动者手中。中美两国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危机与分配不均的风险，而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全球化时代红利的错配，使社会失衡成为世界性难题。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退潮已然不可逆转，供应链重构、全球工业化再平衡，贸易壁垒再起、产业链“去风险化”趋势愈演愈烈。我们或许正步入一个“扭曲版的咆哮的二十年代”——在表面的喧嚣与繁华之下，隐藏着裂缝与失衡。旧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和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外部挑战越发严峻，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成为新的常态，世界经济发展正进入暗流涌动的深水区。

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

1.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供应链重构和工业化再平衡：美元霸权的困局与孤立主义的回潮

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一直依赖“蒙代尔三元悖论”所赋予的货币优势，凭借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与汇率稳定之间取得了相对独特的平衡。然而，这一优势的背后却隐藏着“特里芬两难”——为了维持美元的全球流动性，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逆差，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产业空心化与社会分配失衡。

过去尚有美国跨国公司全球化红利和华尔街巨额金融利润的回血补贴，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逻辑才能运转自如，但今天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红利和华尔街都没法再为美国这场超级战车注入更多的能量，何况分配不分导致的社会分裂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有人戏称：美国是没有外来入侵风险，但有再次“南北战争”内战风险的国家，可见社会撕裂非同一般。

贸易逆差意味着资本必须持续流入美国金融市场，而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却使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失，社会结构开始撕裂。面对这一困局，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形成了天然的囚徒困境——继续维持全球化红利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就意味着国内财富分配进一步失衡，而选择保护主义则意味着全球经济秩序的碎裂和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回归，甚至在国际秩序失衡的同时，由于世界失去了一个稳定秩序的锚——美利坚合众国，那未来世界的魔幻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毕竟全球政治经济高度耦合的时代，一个全球治理真空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

在这种两难境地之下，美国的政策走向备受关注，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则将这种矛盾推向了新的高度。特朗普政府选择了1930年代的孤立主义道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EGA）运动为旗帜，推出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从对华关税战到技术封锁，从供应链调整到贸易、科技金融脱钩，其本质都是为了迎合国内政治极化、安抚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中低收入群体。这种做法并非孤立，美、德、法、日乃至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正推动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成为各国政治家用以解决分配不公的“政治解药”。

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了这种结构性矛盾——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并未惠及所有人，而是高度集中于顶端的少数群体，而底层民众则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中逐步边缘化。

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过去40年中持续恶化，前10%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逐步上升，而底部5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这一趋势清楚地揭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美国等国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的应对方式——通过制造外部竞争对手，来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

然而，这种策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贸易壁垒的建立，反而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使得全球供应链进入“去风险化”阶段，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面临着出口萎缩、外资撤离、就业压力上升等一系列挑战。

三、历史镜鉴：《期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和昭和危机的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孤立主义盛行，随着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釆用了《期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高筑贸易保护壁垒，由此，世界陷入一场关税大战，贸易保护主义基本终结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在日本，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昭和恐慌”。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内需不足、金融系统脆弱，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最终，日本在国内社会不满与政治极端化的压力下，选择了对外扩张的极端道路，试图通过战争解决经济困境。

今天的中国虽然国力、制度、经济结构与当年的日本不同，但经济困境往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可能进一步影响社会心理、政治稳定，甚至引发更深层次的系统性调整。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中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走向极端对抗，确保内部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改革的持续推进。

四、应对之道：中国和世界的战略选择

1. 核心科技突破与产业升级

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快核心科技的自主研发，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推动国产替代，确保产业链安全。

2. 内需市场深化与消费升级

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优化收入分配，大力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全力提升社会福利，推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建立长期稳定的内需增长机制，核心抓手是长期持续推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直接发钱补贴民生，彻底修复居民和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坚决出清僵尸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同时，极力扶助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减税让利，惠及民生，让百姓手里有余钱，心里有温暖，意志才可能坚定，需要扎实地在居民心中贴上安民告示，彻底转变预期，使社会风貌变得积极健康向上。

3. 金融体系优化与资本市场改革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资本市场泡沫，优化债务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确保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超级连接器作用，弱化意识形态对香港巿场的影响，让香港重归国际金融中心梯队，让普通法为中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助力，逐步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增强弹性的同时也增加金融独立性。

4. 地缘经济战略调整

拓展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合作，构建多元化的国际经济网络，以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但是必须充分意识到，从购买力和市场需求和总量上，欧美日市场依然是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具活力的市场，不仅不能放弃，还需放下身段，躬身入局，着力深耕。

五、结语：如何走出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论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经济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格局尚未完全成型。但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冲突和斗争，就会找到合作的最大的公约数，川普总统上任伊始就说：“中美两个大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

中美合作，确实有能力也有实力解决当今世界绝大多数问题。过去五年双方各行其是，互不相让的结果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世界也不可能接受。大缓和、大和解势在必行。后WTO时代一定是基于贸易平衡的互惠互利贸易体系，是自贸的时代，更是公平贸易环境的时代，这些方面双方都要协调立场，求同存异，重要的是双方言行一致，恪守诚信。

如果中美两国真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看问题，要合作不要斗争，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那么这场中美主导的世纪大和解方案就一定可以实现，这才是人类的福祉，世界的福音。

茨威格说：“所有的时代都相信自己是现代的，所有的灯光都以为自己是光明的。”历史的轨迹虽然值得借鉴，但未来的命运仍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大周期，中国唯有主动求变，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改革与开放仍是中国破解困局的最优解，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防御，而在于重塑规则，在时代的浪潮中，锚定新的航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只要我们相信当文明的晨星能够照亮人类精神的苍穹，人类的认知就不再简单的量子纠缠，也不是古老东方“和而不同”和西部牛仔拓荒精神中非此即彼的独木桥。站在人类世界的十字路口，这场世纪大和解恰似文明长河中的航标灯。它昭示着：当人工智能开始破解《道德经》的语义密码，当区块链技术重现古代商队的彼此信任，人类正在文明的量子叠加态中寻找新的观测和交流方式。和解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升级的启动程序——在这个程序里，北京城角楼的明月依旧照亮墨西哥湾的潮汐，而数字丝路正将驼铃化作比特洪流，继续书写东西方文明相遇的永恒叙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宋向前

借助于特朗普个人的品牌效应和美国政府的政治背书以及多路市场力量的集群策应，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有望迎来快速繁荣的亢奋时期。

特朗普二度执政无疑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中国而言，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的税收调整、贸易策略变化以及环境政策转向，提前布局、精准施策，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要保持信心、保持定力、保持韧性，谋划和推进好明年各领域发展工作。

特朗普再次执政可能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构成挑战，但同时也为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

我们等着就行了去杠杆股票，等着看成本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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